1. 萬里茶路的歷史意義是什么?
萬里茶路什么季節(jié)運輸好,冬春季節(jié)比較好!
2. 萬里茶路的傳說和典故
“萬里茶路”是晉商明末清初開辟的從福建武夷山下梅到俄羅斯恰克圍的茶葉貿(mào)易路線。
俄羅斯需要大量輸入茶葉的主要原因：俄羅斯居民的膳食結構以牛羊和奶制品為主食，食用蔬菜少，過多的脂肪不易分解，茶葉具有消減脂肪的功效；茶樹適宜生長的溫度為10℃～35℃，俄羅斯緯度較高，熱量不足，不適合茶樹的生長。
3. 萬里茶路的歷史意義是什么呢
張庫大道是從塞外重鎮(zhèn)張家口（河北）出發(fā)，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一一烏蘭巴托（當時叫庫倫），并延伸到俄羅斯恰克圖的貿(mào)易運銷線，全長1400多公里，是有著“北方絲綢之路”之稱的古商道。張庫大道歷史悠久，它始于明，盛于清，衰于民國，被譽為“草原絲綢之路”和“草原茶葉之路”
1909年京張鐵路通車、1917年張庫公路開通后，張家口對庫倫及俄羅斯的貿(mào)易發(fā)展至頂峰。張家口由此成為馳名中外的“陸路商埠”，并被冠以“旱碼頭”的稱號。
香格里拉）、迪慶、德欽，到西藏的芒康、昌都、波密、拉薩，而后再經(jīng)藏南的澤當，后藏的江孜、亞東然后出境。
川藏道
它是由四川的打箭爐（雅安）出發(fā)。經(jīng)盧定、康定、巴塘、昌都至拉薩，再經(jīng)后藏日喀則出境到尼泊爾、緬甸、印度。
“茶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馬互市”，可以說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安桉R互市”是我國西部歷史上漢藏民族間一種傳統(tǒng)的以茶易馬或以馬換茶為內容的貿(mào)易往來。宋代在四川名山等地還設置了專門管理茶馬貿(mào)易的政府機構“茶馬司”。茶馬貿(mào)易繁榮了古代西部地區(qū)的經(jīng)濟文化，同時也造就了茶馬古道這條傳播的路徑。
茶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長的古代商路。總行程在萬里以上。自古以來，很少有人能夠走完全程。沿途的每站都可以作為終點或者是起點。而當時最大的貿(mào)易中轉站便要屬四川的康定了。
康定過去叫做“打箭爐”，西來的馬幫到達康定，就要在這里轉換運輸工具或者就地進行茶馬貿(mào)易。1696年康熙帝批準了在康定進行茶馬互市貿(mào)易的請求，使康定成為了內地與西藏地區(qū)之間主要的商業(yè)中心。國內的絲綢、茶葉等商品經(jīng)過康定運往西方，而南亞、歐洲、美洲的商品也從這里銷往中國內地。
怒江河畔的古道
茶馬古道是壯闊的，而對于當年行走在古道上的馬幫來說，那卻是一條充滿了艱險的征途。西南地區(qū)山高水急，水上交通不可想象。而山道的險峻曲折，又根本無法行駛車輛。在這樣的條件下，馬幫成為了唯一適用的運輸方式，它形成了茶馬古道上一道獨特的風景?？梢哉f茶馬古道是一條用人力和馬的腳力踩踏出來的道路。
從一個山谷到又一個山谷，從一個村寨到又一個村寨，馬幫們踏出了一條溝通各地的生命道路，成為了大西南地區(qū)的聯(lián)系紐帶。這些馬幫曾經(jīng)駐足停留，進行商品集散的驛站，成為了后來的的城鎮(zhèn)。今天的麗江古城就是迄今為止茶馬古道上保存最為完好的古城，被譽為是“活著的茶馬重鎮(zhèn)”。
傳說中的馬幫
隨著現(xiàn)代化交通手段的日益發(fā)達，茶馬古道已被214、317、318國道所代替，默默地沉寂于無聲。然而在人們的心中永遠有著一條可以與絲綢之路相媲美的，亞洲大陸歷史上最為龐大和復雜的古代商路。
不管這個世界在發(fā)生著什么，由于不可思議的僻遠艱險，茶馬古道上有三樣東西似乎還在堅韌地存在著：一個是沿途的蒼茫大地、山川湖泊、藍天白云；一個是與藏民生命生活融為一體的宗教；一個是藏民的善良、純樸和美好。我覺得，藏民們對大自然的敬畏和強烈的宗教感情似乎就來自藏區(qū)的大自然本身，相輔相成，那樣的宗教感情又成全了他們的善良、純樸和美好。
千年古道
在茶馬古道沿途，有著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壯麗最動人的山水。那是一種驚心動魄的蒼茫和曠世的沉寂。有時世界靜得出奇，周圍的大山全都沉默不語。它們以一毛不生而令人震驚。那種蒼涼的美、嚴酷的美輕易就把人帶入史前時代。夏季的雨水汪洋恣肆，冬季的雪水清碧如玉。它們從無數(shù)大山上奔瀉而下，那水流漫漫渙渙，迅速匯聚成溪流，又很快流淌到無數(shù)的大江和河流中。遠山顯露出它們強勁而優(yōu)美的山脊，它們是那么峻秀，又充滿了張力。藍藍的山嵐，使它們顯得英姿勃發(fā)，十分年輕。如果說山脈架起了西藏的骨骼，那這些江河就是西藏的血脈，它們奔涌流動，為高原注入了生命的活力，為高原帶來了蓬勃的生機。
除卻大山大川，茶馬古道沿途有的是極富靈性的石頭和無比奇妙的云，以及超凡脫俗的天光。那些歷盡滄桑的石頭，那億萬年來不老的藍天，那一逝不再、永不重復的云，那似乎來自極地或外太空的光芒，它們組合成的色彩令人激動不已。而如果在晴天的晨曦中和晚霞里走過西藏的大地，你一定會為那種剔透明朗的光澤所震懾。只要看到一眼，只要沐浴一次，人生便因之而生輝。
在茶馬古道一路，我們經(jīng)常目睹前往圣城拉薩的虔誠的朝圣者，他們在崎嶇蜿蜒的山道上踽踽而行，有的更將全身匍匐在地，磕著等身長頭前往心目中具有極神圣意義的拉薩，他們磕得四肢潰爛，面額鮮血淋漓，但眼睛的虹彩中卻充溢著寧和而確鑿的信仰之光。
在茶馬古道沿途，同時也是轉經(jīng)朝圣道路的沿途，一些民間藝術家們于過去漫長的時日中，在路邊的巖石上、瑪尼堆上繪制和雕刻了無數(shù)的經(jīng)文咒語、佛陀、菩薩和許多高僧的形象，還有一些神靈的動物形象，如魚、蛇、貓等等，當然也有一些被視為神異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為古道那漫長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莊嚴，也為那遙遠的地平線增添了幾許神秘……
5. 萬里茶路的當代價值是什么
紅軍長征途中老百姓熱情相迎。同志哥請喝一杯茶。
6. 萬里茶道的歷史意義
“萬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和發(fā)展，是國內和國際商路演變的結果。清前期，唐以后陷于沉寂的漢水航運復興，漢水與長江交匯的漢口成為“江海貿(mào)易之總匯”的“九省通衢”。以漢口為樞紐，通過漢水航運至樊城，再北上經(jīng)河南、山西、直隸到東口（張家口），繼續(xù)北上進入蒙古地區(qū)，形成一條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與北方和蒙古之間的南北向商路。茶葉是這條商路上的主要商品之一，進而通過蒙古地區(qū)進入俄國市場。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后，經(jīng)蒙古通住中俄邊境口岸恰克圖的貿(mào)易線路打通，茶葉成了恰克圖貿(mào)易的主要商品，最遠銷售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紅茶的發(fā)酵
將揉捻葉置于木桶或竹簍中，加力壓緊，蓋濕布在日光下焐曬，并散發(fā)茶香，即成毛茶濕坯。發(fā)酵是紅茶制作的獨特階段，是決定祁紅茶品質的關鍵，發(fā)酵室溫控制在30度以下，經(jīng)過發(fā)酵葉色轉紅，形成祁紅茶紅葉紅湯的品質特點。
7. 萬里茶路的起源在哪里
選自建黨100周年七律優(yōu)美詩詞篇。
七律·紅船
南湖星火漫天燃，照亮神州一百年。
扭轉乾坤除舊制，復興華夏續(xù)新篇。
風狂浪猛心猶赤，雨打霜摧志更堅。
借問征程誰引領，江河萬里有紅船。
來源：《閱讀時代》“百年榮光”詩歌大賽優(yōu)秀作品
作者：趙斌（江蘇響水）
8. 萬里茶道和萬里茶路
萬里茶道途經(jīng)的城市包括 莫斯科、哈克圖、庫倫、張家口、漢口、武夷山等。沒有成都。
萬里茶路的起點為福建武夷山。橫跨亞歐大陸的“中俄茶葉之路”，是繼絲綢之路之后又一條國際商路。17世紀的這條“萬里茶道”被喻為聯(lián)通中俄兩國商貿(mào)友誼的“世紀動脈”。
萬里茶道主要商路有兩條：
一條是從漢口出發(fā)，經(jīng)漢水運至襄樊、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騾馬馱運北上，至張家口；或從右玉的殺虎口進入內蒙古的歸化(今呼和浩特)，再分銷蒙古、俄國等地。另一條是從漢口順長江而下至上海，轉運天津，再由陸路運至恰克圖轉輸西伯利亞。
不管那一條，都不走成都。
9. 萬里茶路的歷史意義是什么意思
喬致庸
喬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今山西祁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喬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棄文從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斷努力下，生意日漸興隆，至清末，喬氏家族已經(jīng)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chǎn)達到數(shù)千萬兩白銀。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為本、“以德經(jīng)商”。
常萬達
常萬達（1718-1796），字子通，祖籍山西太谷，后遷山西榆次，著名晉商。他聰穎好學，待人謙恭，繼承父兄開創(chuàng)的商貿(mào)事業(yè)，北越大漠，行商于庫倫和恰克圖，拓萬里茶路，從事對蒙、俄貿(mào)易，開創(chuàng)了常氏家族幾十代基業(yè)。
曹三喜
曹三喜，山西太谷人，明末清初大晉商。曹三喜作為曹家的第14代傳人，他因不滿現(xiàn)狀，獨闖關東，獲利甚豐，清兵入關后，又把生意做到關內，先在太谷設商號，以太谷為中心輻射全國，走向世界——東亞、歐洲等都有曹家的生意，最遠還跨越英吉利海峽到達倫敦，橫跨歐亞兩個大陸。到了清道光咸豐年間，商號達六百四十多座，資產(chǎn)高達一千余萬兩白銀，總雇員達三萬七千人。
渠本翹
渠本翹（1862年-1919年），原名本橋，字楚南。山西省祁縣人。是山西票號業(yè)中著名資本家，山西最早的實業(yè)家。曾留學日本，回國為候補官吏“分省盡先補用道”。在祁縣創(chuàng)辦山西第一女子中學校。后歷任駐日本橫濱總領事，外務部司員，1906年參加山西紳民收回礦權運動，投資創(chuàng)辦“山西保晉礦務公司”任總理。1909年9月任山西大學堂監(jiān)督。辛亥武昌起義后，被清政府任為山西省宣慰使，未就任。1919年病逝于天津。